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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那点事(六):张九龄,自古岭南第一人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萧嵩和韩休罢相后,唐玄宗李隆基任命张九龄为中书侍郎,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并同平章事。

  张九龄,韶州曲江(今广东曲江县)人,岭南第一名相,唐朝著名的诗人,千古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即出自此人之手。

  张九龄并非出身门阀世家,祖上也做过官,但都是些小官,比如他的父亲张弘愈,一辈子只做到县丞,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级别正九品。这样的干部现在听起来还不错,但在唐朝,在长安官员,即使是低级官员眼里,啥也不是。

  因此张九龄能够发达,靠的是自己。史书称他“幼聪慧,善属文”。十三岁那年,张九龄把自己的文章拿给当时的广州刺史王方庆看,王方庆大加赞赏,说:“此子前途无量。”长安二年(702年),二十五岁的张九龄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主考官为著名诗人沈佺期。沈佺期看过张同学的作文后,狠狠表扬了一番,然后给了个最高分。

  纵然才华横溢,但出身寒族,生于荒僻的岭南,张九龄还是时时感叹知音难觅。他写了一首诗《浈阳峡》,以物言志:“惜此生遐远,谁知造化心。”可不久,他就觅到了此生最好的知音,也是他的贵人张说。长安三年(703年),张说因得罪武则天的男宠张昌宗,被流放岭南,路过韶州,读张九龄文章,为之倾倒,称其为“后出词人之冠”。

  开元九年(721年),张说拜相;十一年,张九龄被提拔为中书舍人。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主要职责是为皇帝起草诏书。以张九龄的才华,每天在皇帝跟前混,想不出人头地都难。何况,他还得到宰相张说的大力提携。

  可不幸的是,泰山封禅之后,张说被宇文融等人弹劾,丢了宰相职位。依附于张说的张九龄被贬出朝廷,先后做过刺史、都督、按察使等职。

  张说罢相后,仍然主管集贤院(原来的丽正书院)。他多次向李隆基推荐张九龄,说他可以作为决策顾问。开元十八年,张说去世,李隆基想起他的话,于是把张九龄召回朝,封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知院事。这样,张九龄继张说之后,成了文坛领袖。

  李隆基一代风流天子,通晓音律,非常欣赏张九龄的才华,称赞他的文章是“有唐以来,名公弗如也”,并说就算自己终身以他为师,也难学其一二。

  除文章外,让李隆其为之倾倒的还有张九龄的风度。

  张九龄虽然出身寒门,但长得玉树临风,举手投足间很有贵族气派,被认为是唐朝最有风度的一位宰相。唐朝官员上班时间比较早,五点多就得去早朝。官员们为了不迟到,半夜就得起床。起得早了难免犯困,所以许多人早朝时精神不太好。张九龄是个例外,不管睡得多晚,起得多早,他都是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更难得的是,即使在家闲坐,张九龄也是穿戴得整整齐齐。为了保持整洁端庄,他还有一个很有创意的发明。当时大臣们上朝,都要带着笏板。这个东西长约2尺6寸,宽约3寸,虽然光滑贵重,却不便携带。以前文武大臣们出门上朝,都是把笏板往腰里一别,就跟乡野村夫插烟袋一样。张九龄觉得如此装束很煞风景,便命人做了一个精致的笏囊,每次上朝,都把笏板装进笏囊里,然后让仆人捧在手里,在后边跟随,他只管仰首挺胸地走。唐玄宗对他的做法很赞赏,笏囊便一下子风行起来,成为一种时尚。

  几年以后,唐玄宗免了张九龄的宰相,将他贬到外地当刺史,但每逢宰相推荐官员,他都会情不自禁地问一句:“风度得如张九龄否?”

  毫不夸张的说,张九龄是盛唐文坛、官坛的一颗明星,而皇帝李隆基是他的粉丝。加上张九龄秉公守则,能力出众,自然成为李隆基心中首席宰相的不二人选。

盛唐那点事(六):张九龄,自古岭南第一人

  与张九龄不同的是,裴耀卿出身河东名门望族——裴氏。唐玄宗之所以选拔他为宰相,是希望他整顿漕运。

  关中物产丰饶,战略上易守难攻,所以隋、唐两朝均把都城设在了长安。但关中地区又存在天然的劣势。由于是都城所在,人多地少,粮食供应不足一直是影响京师形势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深深困扰着隋、唐两朝中央政府。

  有人会问,既然关中缺粮,把其他地方的粮食运来不就行了?问题是关中平原之东是黄河,南边是秦岭和大巴山,隔断了关中通往河北、南方的道路,漕运十分艰难,运费高,运输规模也受到限制。原来的漕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安经常缺粮的局面。于是每逢水灾、旱灾,关中发生饥荒,皇帝就会带着文武百官到洛阳“就食”。这种情况从隋文帝开始,直到唐玄宗李隆基,几乎每位皇帝都遇到过。他们被百姓戏称为“逐粮天子”。

  唐朝初期,高祖和太宗皇帝都比较节俭,官员也不多,粮食消耗较少,每年不过二十万石,漕运工作相对比较简单。到了唐玄宗时期,官僚队伍庞大,西北战事频繁,国用渐广,所需转运的粮食是唐初数倍,原来的漕运越来越无法满足京师需要。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关中秋雨连绵,庄稼成片成片地烂在地里。粮食歉收,饥荒骤起。为了不跟饥馑的百姓抢饭吃,唐玄宗只得再次带领百官,离开长安,到东都洛阳去找饭吃。

  这是他第五次当“逐粮天子”了。每次“逐粮”之行,对这个享受盛世梦华的风流天子来说,都是脸面难堪的事。这一次,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解决关中的粮荒问题,彻底甩掉“逐粮天子”的帽子。

  李隆基找来京兆尹裴耀卿,问他解决关中粮荒的对策。

  其实,早在开元十八年,时任宣州刺史的裴耀卿就曾上书李隆基,指出漕运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但那几年,关中风调雨顺,粮食丰收,李隆基没有把裴耀卿的上书放在心上。现在,火烧眉毛,他终于想到了裴耀卿的建议。

  裴耀卿再向李隆基上了一篇奏章,提出改革漕运的主张。李隆基认为裴耀卿的主张很好。正好当年年底,萧嵩、韩休罢相,李隆基立即提拔他为黄门侍郎,同章事,让他负责漕运改革,然后带着文武百官到东都要饭去了。

盛唐那点事(六):张九龄,自古岭南第一人

  要了解裴耀卿的漕运改革,我们先来看一看原来的漕运线路。

  从唐朝开始,江淮一带已经成为全国主要粮产区之一。从江淮运送粮食等物资到长安的路线图是:先走水路,从长江到淮河、汴河、黄河,进入洛水运送到洛阳的含嘉仓;然后从洛阳含嘉仓以陆运方式运送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再从陕州用船经黄河入渭水运至长安。

  洛阳至陕州三百里路程,之所以采取陆运,是因为这一带黄河河道艰险,特别是三门峡一段,河道两岸壁立千仞,水流湍急,舟楫难行,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黄河天险,运输船根本无法通过。

  原来的漕运方式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南段运输,即从江淮至洛阳段水运,运输船通行时间少,滞留时间长。运输船一般在每年二月到达扬州,四月后才能通过淮河进入汴河。此时,正值枯水季节,汴河水浅,船只不得不停下来等待。六七月到达黄河口时,又正值黄河涨水,运输船不得不再次停下来,等河水退后才能溯河而上进入洛水。这样处处停留,每条船一年只能运输一次,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运送的物资也容易被盗,发生损耗。二是江淮一带的船工不熟悉黄河水情,容易发生事故。如果聘请当地水手,又增加了成本。三是洛阳至陕州段陆运成本高,耗时长,运输量有限。

  针对这些问题,裴耀卿进行了改革,他的改革措施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第一,把长运改为节级转运;第二,将陕洛段运输由陆运改为水运。具体做法是:在河口(古汴河入黄河处)设立转运站,转运站东设置河阴仓,转运站西设置柏崖仓。江淮船工只需将粮食等物资运送至河阴仓,不需进入黄河。朝廷雇人将物资从河阴仓用船沿黄河、洛水运至含嘉仓。在三门峡东设立集津仓,三门峡西设立盐仓,凿山开道十八里,避开三门天险。从含嘉仓用船将物资运至集津仓,再改走十八里陆运至盐仓,然后从盐仓用船经黄河入渭水运至长安。

盛唐那点事(六):张九龄,自古岭南第一人

  裴耀卿的漕运改革大获成功,三年运粮七百万石,基本满足了长安的粮食需求,而且节省运费三十万缗。自开元二十四年(736)从洛阳回长安之后,李隆基再未去洛阳,结束了“逐粮天子”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