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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女博士于艳茹因"抄袭门"被撤学位 法学家称"过重"

北大女博士于艳茹因"抄袭门"被撤学位 法学家称"过重"

“业余作品”一年后卷入抄袭门

  一个自称以学术为生命的人,为何会陷入抄袭丑闻?

  最初,人们臆测北大博士抄袭的原由:难道是为了凑够论文数而抄袭?

  但于艳茹告诉南都记者,投在《国际新闻界》杂志的那篇涉嫌抄袭的文章,写于2013年1月,那时她的论文发表数已达到申请博士学位的要求。随后,在2013年1月和3月,她又在《世界文化》杂志上发表了两篇知识介绍性文章。

  于艳茹解释,之所以写这篇《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的“投石党运动”》,初衷是“想给国内的外国新闻史教材引介一个在国外并不新鲜、在国内还鲜为人知的观点以及一个与之相关的新闻史故事”。

  其写作背景仍要追溯到2012年底,法国历史学家、思想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在国内掀起了一股法国史的研究、学习热潮。人们对这本书的解释良莠不齐,北大历史系的学者认为他们有义务做最专业的解读。

  当时,于艳茹的导师、北大历史系教授高毅正组织出版《<旧制度与大革命>解说》一书。他在师门内征文,随后挑选了8篇论文,其中包括于艳茹的论文《关于“旧制度”的几个问题》。

  于艳茹称自己是个“有使命感的人”。她发现外国新闻史的教科书上涉及法国大革命前的大众新闻业只有简单一句话:“旧制度时期的法国新闻业处于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之下,因此在1789年革命前没有发起过对旧制度的攻击。”但她查阅的资料却表明,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她说,正因如此,她写了那篇《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的“投石党运动”》。在文章的摘要部分有这么一句话:“新研究表明,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曾经在政治上突然变得激进化……”于艳茹说,这里的“新研究”三个字已经表示出这篇文章不是她自己的研究成果。

  历史学博士写的文章为何投到了传播学学术杂志上?

  在于艳茹看来,这只是一篇“介绍性文章”,不是史学论文,而是一篇“业余作品”,因此没有选择史学期刊,而是选择了《国际新闻界》。如今反思此事,她承认对《国际新闻界》和自己的文章定位出现失误。

  《国际新闻界》是由教育部主管、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新闻传播学综合性学术月刊,刊载国内外新闻传播学各领域理论和应用研究的原创性成果。

  据该杂志编辑、人大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刘海龙介绍,从2010年起,杂志启用电子投稿系统,通过后系统自动显示待刊,一般通过到待刊状态会持续一个月以上。

  2013年1月,于艳茹通过电子投稿系统交稿。3月18日,她收到《国际新闻界》责任编辑的电子邮件用稿通知,说文章引用文献基本规范,内容一字不用改,只需改注释格式。

  当年7月23日,《国际新闻界》第7期刊登了于艳茹的文章。孰料,这篇文章发表1年之后,忽然有人举报到杂志社,称这篇文章属于抄袭。

公告抄袭:“望广大学子以此为戒”

  2014 年8月17日,《国际新闻界》发布《关于于艳茹论文抄袭的公告》,称经调查核实,发现于艳茹在其论文中大段翻译Nina.R.Gelbart的论文 (“Frondeur”Journalisminthe1770s),并直接采用Gelbart引用的文献作为注释。该杂志还用黄色标注出具体抄袭的内容,认定于艳茹的行为“已构成严重抄袭”。

  Gelbart这篇论文于1984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发表,她本人如今是美国加利福尼亚西方学院(OccidentalCollege,也称西方文理大学)历史系教授,教学内容涉及早期现代欧洲史、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女性史、科学和医学史。

  2014年8月17日晚上10时35分左右,《国际新闻界》的公告发到于艳茹邮箱。次日下午13时点多,于才看到。“不是单独发给我的,而是群发的,并列收件人当中有北大历史系和社科院的多个相关部门,最后才是我。他们没有让我解释、道歉,我已经被审判完了。”

  为什么发表了一年多的文章突然被指抄袭?于艳茹心怀疑问,随即打电话给《国际新闻界》,但无人接听。北大和社科院的导师都听取了她的口头说明,并批评教育了一番,“毕竟文章存在学术规范错误”。

  她把抄袭公告称为8·17事件。认为“这场飞来横祸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一个涉世未深的书呆子,一下子被抛到了波谲云诡的江湖上。”

  于艳茹的人生轨迹都是从学校到学校:大学毕业考上北师大历史系学习世界史,硕士毕业后回到辽大当了两年编辑出版专业的老师,随后又考上北大历史系的博士研究生,博士毕业之后进入社科院世界史所博士后流动站。

  在父母、同学眼里,她无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曾坐在于艳茹斜后桌的同学记得,于艳茹读硕士的时候就说过,想给后代人在思想上留下点什么。“虽然有些同学觉得挺可笑的,但她想的完全跟大家不一样。我们结婚生子、赚钱能得到快乐,对她而言,房子、车子、票子没那么有吸引力。”于艳茹的父亲也说,她是一个 “活在自己精神世界的人”。

  这种“理想主义”也表现在对自己的高要求上:从小成绩拔尖儿,高中入党,大学期间担任班级学习委员和党支部宣传委员,读博期间担任党支书。

  “个性很强,好争辩”也是她留给导师高毅的印象之一:“经常得罪人也得罪老师,老跟老师当面吵架,经常也跟我吵架,无视我的权威,在课堂上说我的话不对。”但他话锋一转:“这样的人其实有更大的创造性,所以对她的冒犯选择宽容,没有‘整’她。如果这些年不是她给我留下好学上进、有自己思想、有学术追求的印象的话,如果我感到她就是一个混混、鼠窃狗偷的话,我绝对不会给她说话。”

  但是,于艳茹在媒体上的形象已然定格为“学术不端”之人。“北大,博士,抄袭,都是公众和媒体的兴奋点。媒体一方面是从商业利益出发关注此事,但客观上对于净化学术界的风气有积极作用,至少让广大学子看到抄袭的严重后果,引以为戒。”刘海龙说。